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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，春节的庆祝方式千姿百态。然而，在粤西茂名及周边地区，有一种被称为“年例”的民俗活动，其隆重程度甚至超越了春节本身，形成了“年例大过年”的独特社会现象。这一集敬神、酬神、祭祀、祈祷、欢庆、宴客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，不仅是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更是一扇观察中国乡土社会结构、社群关系与文化传承的窗口。
年例活动现场（图片来源：茂名文旅）
一、源流与演变：从古傩祭到综合性节庆
所谓年例，即“溯古例今、年年有例”，是指每年定期举办的群体大型祭祀活动。年例礼俗以敬神、游神、摆盅台（做醮亦称摆醮）、祭礼为核心，并伴以各种民俗文化表演节目和宴请亲朋好友，主旨是酬谢天地神祖恩德，驱邪祛疫，祈祷风调雨顺、百业兴旺、国泰民安。
高州市忠平社年例特色——抬花船 （图片来源：南方杂志）
年例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宋代。《太平寰宇记》描述窦州（今信宜市）“谷熟时里閈同取，戌日为腊，男女盛服，推髻徒跣，聚会作歌”，已初具社群集会的雏形。明清时期，年例活动规模扩大并得到官府重视，明代《高州府志》记载“自十二月到是月乡人傩，沿门逐鬼，唱土歌，谓之年例”，清代各县志亦多有类似记载。
关于年例的起源，学界有多种观点：或源于古俚人的迎神驱鬼活动，或与冼夫人信仰密切相关，或是元宵、庙会、社祭、祖先纪念日等多种节庆的综合衍化。从社会学角度看，年例的多元起源说恰恰反映了岭南文化层累形成的特性——历史上多次人口南迁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不断交融，道教、佛教元素与本土信仰相互渗透，最终形成了这一独具特色的民俗现象。
2012年，“茂名年例”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标志着这一民间习俗获得了官方认可的文化身份。近年来，随着吴川年例（2013年）和广西北流年例（2014年）相继被列入非遗名录，年例文化圈的范围与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。
二、仪式结构与社群动员：三重框架下的集体实践
年例活动通常分为“起年例”“正年例”和“年例尾”三个阶段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仪式序列。
起年例：神圣空间的开启与权力交接
这一阶段以请神仪式为核心，由村中年例头、灯头、乡老或村干部与宗教专业人士（道公佬、庙祝）共同执行。社会学视角下，这一过程体现了世俗权威与神圣权威的结合。请神不仅是一种民俗行为，更是对社群边界的确立——被请出的神祇将成为接下来几天巡视的“境主”，其巡游路线实际上划定了社区的象征疆界。
起年例（图片来源：志说岭南）
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同村庄在组织架构上存在差异：有的以“灯头”（贺丁灯家庭的男户主）为主导，有的则通过抽签产生年例头。这种差异反映了宗族力量与民主机制在不同社群中的博弈与调和。经费筹集方式（按人口或男丁收费）则揭示了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在现代的延续与转变。
正年例：游神巡境与社群展演
游神活动是年例的高潮，也是一场规模盛大的社群展演。队伍通常包括彩旗队、醒狮队、神轿、锣鼓班、道公及村民组成的庞大队列，穿行于村庄的公共空间。这一过程具有多重社会功能：
游神活动（图片来源：粤西旅游）
首先，空间的社会化重构。游神路线往往覆盖全村，将日常空间转化为神圣空间。在巡游过程中，私人领域（家庭）通过摆盅台参与公共祭祀，私人的供品被集中到公共区域，形成“百鸡宴”等壮观场景，实现了私人奉献向公共展示的转化。
百鸡宴（图片来源：岭南风华）
其次，社会关系的可视化呈现。抬神轿者被视为“幸运儿”，这一象征资本的分配合乎社群内部的平衡逻辑。不同村庄游神队伍相遇时的“押舟”竞赛，则隐喻着社区间的友好竞争关系。
再者，文化资本的集中展演。粤剧、木偶戏、飘色、跳花棚、八音等传统艺术在年例期间轮番上演，这些表演名义上是“给神看”，实则面向社群成员。表演不仅娱乐民众，更强化了文化认同。据资料，年例期间粤西地区有近百个粤剧团活跃于各村庄，形成了独特的季节性文化市场。
电白高脚狮（图片来源：广东发布）
摆盅台作为游神的关键节点，创造了社群聚集的物理场域。家家户户将祭品集中摆放，在神像前共同祭拜，这一行为强化了“我们”的共同体意识。道公佬的打醮仪式、醒狮队的表演，则为这一聚集提供了仪式性的焦点。
年例尾：净化仪式与社会整合
押舟烧纸船送鬼的环节，完成了从“请神”到“送神”的仪式闭环。纸船收集的“邪魔恶煞”（头毛、鸡毛等象征物）被焚烧，寓意驱除社群中的不安定因素。这一净化仪式具有心理疏导功能，通过象征性地清除行为，缓解集体焦虑，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。
三、宴客网络：社会资本的流动与再生产
“吃年例”是年例活动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，也是观察茂名社会关系网络的绝佳切入点。宴客习俗体现了以下社会逻辑：
吃年例（图片来源：茂名文旅）
差序格局的弹性拓展
传统上，宴客以亲属关系为核心，但随着社会发展，“亲戚的亲戚，朋友的朋友都可以来吃饭”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这种开放性的宴请制度，实际上扩大了社会交往的范围，使血缘、地缘关系与业缘、友缘关系得以交融。主人家以客多为荣的价值取向，促使社会资本不断向外扩展。
物物交换的隐性规则
与正式物物交换不同，年例宴客不要求即时对等回报，形成了“今年我到你家，明年你到我家”的循环模式。这种延时互惠强化了社会联系的持续性。随着经济发展，宴席菜式从传统鸡鸭鱼肉扩展到海鲜珍馐，甚至出现星级酒店厨师上门服务的情况，这既是经济实力的展示，也反映了社会竞争向文化品位领域的延伸。
社群认同的味觉塑造
年例菜融合粤西土著与中原风味，形成独特的地方饮食体系。茂名籺、年例鸡、化州香油鸡等特色菜肴，通过味觉记忆强化地方认同。宴席成为地方饮食文化的展演平台，使文化传承具象化为可品尝的体验。
四、现代性冲击与仪式调适：年例的当代转型
进入21世纪，年例传统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多重挑战，也展现出强大的调适能力。
从“娱神”到“娱人”的功能转变
传统年例的核心是祭祀祈福，各种表演“以讨得神的欢喜”。如今，虽然仪式框架得以保留，但活动的重心逐渐向社群娱乐、文化展演倾斜。茂名市近年来举办的“非遗贺新春”“百狮贺新春”等活动，将年例元素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使其从乡村习俗升级为城市文化景观。
“百狮贺新春”非遗大巡游活动 （图片来源：龙眼直播）
环保意识与仪式革新
“做年例齐种树”活动的兴起，是年例现代转型的典型例证。过去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的宴请风气，逐渐被“绿美年例”的新风尚取代。植树活动不仅赋予传统节日环保内涵，也创造了新的社群凝聚方式。外嫁女回乡植树、乡贤参与绿化等新形式，拓展了年例的社会参与边界。
高州分界镇“年例林”植树现场 （图片来源：好心高凉）
体育赛事与社区建设
“村BA”篮球赛等体育活动的引入，为茂名年例增添了新时代内容。这些赛事不仅丰富春节文化生活，还带动了“夜经济”发展，形成文化、体育、经济多元互动的格局。球场边的摊贩经济，使年例成为小微创业的临时平台，体现了民俗活动的经济潜力。
化州市“村BA”篮球赛（图片来源：茂名发布）
非遗保护与文化自觉
年例入选非遗名录后，获得了制度保障与发展资源。信宜六双花灯节、高州木偶戏、化州跳花棚、茂南灯笼舞等茂名传统艺术通过年例平台得以传承活化。纪录片拍摄、媒体传播扩大了年例的文化影响，使其从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区域性文化品牌。
信宜六双花灯（图片来源：茂名文旅）
高州木偶戏（图片来源：广东发布）
化州跳花棚（图片来源：广东发布）
五、社会学解读：作为社群仪式的年例
从社会学视角审视，年例现象揭示了以下深层社会机制：
社群整合的周期性强化
年例如同一台社会机器的保养程序，通过年度性的集体仪式，修复因人口流动、社会分化而可能弱化的社群纽带。外出务工者春节可以不回家，但“年例一定要赶回来”的共识，体现了这一仪式对社群认同的关键作用。
权力结构的象征性展演
年例组织过程中，宗族长老、村干部、经济精英、宗教专家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，形成了独特的权力协作模式。传统权威与现代治理在仪式框架内达成妥协，反映了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复杂性。
集体记忆的仪式性传承
年例通过重复性展演，将冼夫人文化、潘茂名文化、诸神信仰等历史记忆代代相传。即使族谱失落的家庭，也能通过参与仪式获得“模糊的祖宗心理”，实现历史连续性的感知。
社会矛盾的象征性化解
游神巡境的“押舟”竞赛、烧纸船送鬼等环节，为社会竞争和焦虑提供了仪式性的宣泄渠道。通过象征性的对抗与净化，现实矛盾被转化为可管理的仪式冲突，有助于维护社群和谐。
身份认同的多层次构建
参与者通过年例同时获得多重身份：作为家族成员的亲属身份、作为村庄居民的社区身份、作为茂名人的地域身份、作为岭南文化承载者的文化身份。这种身份叠加强化了社会归属感。
结语
茂名年例的持续兴盛，挑战了现代化必然导致传统消亡的线性叙事。这一民俗活动之所以能够“大过年”，正是因为它并非僵化的古老遗存，而是一个具有强大调适能力的社会文化系统。年例通过灵活的符号重组和功能拓展，在保持仪式核心的同时，不断吸收新时代元素，从而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保持生命力。
从更广阔的视野看，年例现象为我们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韧性提供了典型案例。它表明，传统文化并非现代化的对立物，而可能成为社会转型的调节器和资源库。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的今天，年例这样的社群仪式为流动中的个体提供了情感锚点，为碎片化的社区创造了整合契机。
茂名“年例大过年”的现象，最终揭示的是一个深层的社会学真理：人类不仅需要物质生存，更需要意义共享；不仅需要个体自由，更需要社群归属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年例不仅是一场民俗活动，更是岭南社会自我维系、自我表达和自我更新的文化智慧。
END
作者：黄文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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