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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这时我们来到第二个大问题。 很多人会把涌入庆福村的网友行为统一归结为乡愁。我想说,这没错,但还是太隔靴搔痒了,不够本质。 首先先回答一个问题,大家为什么会信任“呆呆”。一个素未谋面也没联系过的陌生网友突然在网上说邀请你去,你就会去吗?就算你信任她,你的行动力会有那么强吗? 答案是,“呆呆”自己先表示了可信度。 很少有人发现的是,“呆呆”其实潜意识里将网络空间视为传统乡村的延伸,预设响应者是带着善意、像邻里一样来帮忙的熟人,不仅提出了诉求,而且认真地在他人质疑的情况下贴了地址。 如果只是提诉求,有可能是玩笑,但贴了地址详细到村落,这件事就很认真了,认真背后是一种信任。 时常上网担心暴露隐私的朋友仔细想想肯定知道,这件事不会出现在经常上网的人群里。 这是前互联网时代人际逻辑的遗留,这同样是“呆呆”身上过渡的体现。 我们上文说了,云门街道处于城镇化的过渡时期,而庆福村地处城乡接合部,地理位置上又和外界(合川区政府、重庆市)有交往,因此在短短的十几年里,这里既保留了熟人社会的信任惯性,又通过道路和网络与匿名社会联通。而她的认知正好处在这个过渡带上。 用经济学术语其实是,她预支了成本。 这个成本不是“按猪”成本,而是信任成本。 她贴出地址的行为,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社会声誉作为抵押,来兑换网友的信任和参与。 说得残酷一点,她只是运用了短视频带来的便利,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对社会关系本质的理解。 但恰恰是因为她没有改变,才导致大量网友过去了第一道关,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,信任关。她没有进行博弈,这甚至不是一个生意场,而是她单方面愿意先付出成本。 所以才会出现她建了群,很快人就满了的情况。 虽然后续有了全国性的网友出现,但我猜测第一批过来的,主要是川渝为主。 我看有朋友说,他们都是凑热闹的。是的没错,但为什么会凑热闹? 如果是一个北京胡同朋友,得知有游路神活动,会第一时间去凑热闹吗?不会,会先跟你掰扯半天上天入地。 如果是一个上海小开朋友,得知有宗族祭祀活动,会第一时间去凑热闹吗?不会,会觉得这种东西老掉牙了。 如果是一个鹰潭本地人,得知有教堂礼拜活动,会第一时间去凑热闹吗?不会,会觉得我们去龙虎山不好吗? 能凑热闹,前提一定是知道热闹是什么,以及认为热闹跟自己是有共振的。 而杀年猪这项活动,主要是西南最多,东北次之,然后是华北。 对于西南地区,因为山区较多,历史上交通不便,形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,养猪是家庭重要经济来源,年末杀猪兼具储备肉食(制作腊肉、火腿、香肠)和社交庆典的功能,而且少数民族(如彝族、苗族、土家族)也有相关习俗。 而对于东北地区,气候寒冷,冬季需要大量脂肪和蛋白质储备。杀年猪后,猪肉可天然冷冻保存,同时衍生出酸菜白肉血肠等特色菜。 换言之,商品经济不多的地区,杀年猪作为一种传统习俗,即便今天大家可以适用的货币增多了,但社会的基本结构依旧没有发生质变,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发生质变,因此这一习俗保留至今。 所以第一波会响应的,一定是对杀年猪这件事有记忆的群体。 他们不需要被解释就可以理解杀年猪背后的社交功能。 注意,杀年猪的社交功能在今天才是最重要的。——毕竟在今天,过年杀猪保证未来几个月的口粮这种事,在很多地方确实不复存在了。 相似的社会习俗背景(杀年猪)、相近的地理区域(西南地区)和“呆呆”提供的信任成本(甚至说这一点与很多人对熟人社会的情绪产生了共振),才导致了第一批人的涌入。 而这第一批人在川渝本地社交圈(微信群、朋友圈)的传播,使得彼此联系人中有大量共享此情绪的人被激活,于是造就了第一波热度的坚实基础。 我相信分析到这里,上面提到的是否有平台作为大推手的事情,可以直接给出答案了。 在平台的运作逻辑中,算法本质是一个被动的反馈循环系统,它没有“意志”去主动发现或捧红某个内容(你从资本角度也能理解,否则人工成本会剧增)。所以当一条视频(如“呆呆”的求助)发布后,算法会基于最初一批用户的真实行为(是否完整观看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)进行统计。如果这些数据表现突出,系统便会将其判定为“受用户欢迎”,从而将其分发给更多具有相似兴趣标签的用户。 整个过程始于单条视频投稿的微观数据,并非平台有意识地在某个地区“制造”话题。平台的角色更像是巨量信息流中的一个“效率放大器”,它只能在事后通过数据趋势,“发现”哪条内容已经获得了自发性的热度,而不可能从茫茫人海中,预判并主动“培养”一个素人个体成为热点。 如果说平台存在人为干预,那主要发生在“风险控制”环节,当该内容进入到热度池的时候,审核人员依据规则,判断投稿是否存在明确的合规风险。若判定无风险,内容便会进入上述由用户行为驱动的自然流量池。而这件事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,相信所有人都知道,不可能存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素人有如此强的动员能力。 所以进一步思考,为什么第一批人会这么积极?或者我这么问,为什么他们不能等到过年自己回家乡杀? 我们上面其实留了个扣子,云门街道是怎么做到升级的? 答案不只是云门街道,而是一场改变了西南地区的重大变革。 重庆直辖。
单以合川区来说,其实几十年前,这里是隶属于四川省的合川县,是一个县级行政单位,后来成为了县级合川市,后来并入了四川省重庆市,再等到重庆直辖,这里才一跃成为合川市,紧接着是合川区。 而合川在哪? 在重庆和四川的交界处。 事实上,在直辖前,重庆城区对边界两侧(四川与重庆)的辐射力没有显著差异,但直辖后,四川一侧县域的人口分布明显更少受到重庆中心城区的辐射。一道无形的行政围墙被筑起,交通连接、体制差异和地方政策等因素,阻碍了要素与人口的自由跨界流动。河北省涿州市与北京市房山区也是如此。 这意味着,许多四川邻近地区的居民,若想在重庆市直辖后进入更具活力的重庆都市圈工作和生活,需要跨越的不仅是地理距离,还有更高的行政与制度成本。这为后来大规模、有组织的城乡统筹人口转移埋下了伏笔。 进入21世纪,川渝地区经历了迅猛但独特的城市化进程,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市化是截然不同的。成渝城市群的发展以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为主导,而人口城市化(人的真正融入)和社会城市化(公共服务的均等化)则相对滞后。 在此背景下,一场规模浩大的农转非工程展开。2007年,重庆市与成都市建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。 这不是地理空间上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,而是大量农民就地转为城市户口,转户农民在享受城市待遇的同时,可保留农村权益。这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特殊的新市民群体。 这群人明面上已经进入城市,但实际上整体的社会融入程度并不高。户口可以一夜之间改变,但生活方式、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的转换却漫长而艰难。 本质上,他们长期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悬置状态。 而我们算一下时间和年龄,会发现: - “呆呆”事件的第一批响应者,主要来自川渝地区,尤其是重庆本地及四川与重庆接壤的市县居民,他们对“杀年猪”“吃刨猪汤”的民俗具有本能的认同。
- 他们多为中年,亲身经历了重庆直辖后的快速城市化,可能是早期进城务工者或城乡统筹政策下的新市民。
他们所处的环境,绝不是北上广深所认为的城市化,也不是武汉、长沙、郑州所习惯的城市化,他们的乡愁事实上更加复杂,他们生活在此地,身份上属于此地,却认同上不再属于此地。 终于,我们回答清楚了第二个问题。 做个总结吧:这是一场重庆市直辖以来的巨大城乡变化带来的二重反应,早期农转非群体自我认同的消失,碰上了乡镇转街道过渡期个体(强身份认同与弱物理联系),完成的一场补偿性共振。它既是情感的补偿,也是社会功能的补偿,更是通过集体仪式完成的短暂的身份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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